国际NGO在华生态 [转帖]
国际NGO在华生态
2005年08月31日 15:37 【文章字体：大 中 小】
文、图/记者 欧阳斌
四年前卢思骋到大陆来开展“绿色和平”的项目时，还不得不挂靠在一所大学的研究机构下容身。当时，大陆媒体报道它的活动，没敢写出“绿色和平”这几个字。
尽管如此，卢思骋发现当时大陆民众对“绿色和平”这个国际NGO并不陌生，他认为这应该归功于早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官方媒体经常报道绿色和平抗议发达国家破坏环境的活动。直到现在一些人前来应聘，当卢问他们为什么要选择绿色和平时，很多人还提起小时候从电视上看到的绿色和平驾着小船阻挡捕鲸船的镜头。
现在，卢已经在北京商业区的写字楼里租下了颇有规模的办公室。去年，他们的项目部门有15个人，今年已有35人。记者曾经参加过绿色和平的新闻发布会，会议室每次都被国内外媒体挤得满满的。
“四年前不可能想到会有今天的规模。而且现在媒体在采访我们的时候，也都不会提一些把你当成是异类才会问的问题。” 卢思骋说。
长期关注大陆NGO状况的《中国发展简报》创刊编辑Nick Young对《凤凰周刊》称，目前像绿色和平这样在大陆设立办公室、开展活动的国际NGO有300家左右，另外还有几百家NGO通过各种途径在大陆已经开展了相关工作。Nick表示，经粗略计算，国际NGO每年在大陆投入的经费接近2亿美元。
《中国发展简报》于今年编撰印行了一本名为《200国际NGO在中国》的研究报告，访问的211家在大陆的国际NGO，从事的工作分布在从民主、司法改革到动物福利、推广科技等22个领域。
Nick在一篇文章中如是描述国际NGO在大陆的影响：“尚且不提国际NGO和本土机构之间每天数以千计的会面和交谈……这种形式的交流使得中国成千上万的政府官员、学者和NGO从业者熟悉许多领域内不同的国际概念、标准和实践。”
事实上，境外的NGO很早就已经开始试图在大陆发挥作用。1972年中美开展著名的“乒乓外交”时，赞助中国国家乒乓球队访美的就是名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一家美国NGO。
中国迎接国际NGO时代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曾撰文指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NGO有很大不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最为突出的一点是致力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国际NGO或跨国NGO迅速发展……一种是项目资助型，主要以各类基金会为代表，通常自己不直接运作项目，而是为发展中国家本地的NGO提供资金，通过当地的NGO运作项目；一种是项目执行型，通常直接在发展中国家实施项目，而不是依靠本地NGO实施项目。然而，90年代以后，这类NGO开始逐渐减少；第三种类型即混合型。这类国际NGO不仅自己直接在发展中国家实施项目，而且也越来越重视通过资助本地NGO来实施项目，培养本地NGO的能力。”
《200国际NGO在中国》显示，中国正是在这一潮流中获得国际NGO关注的国家之一。在大陆年投入300万美元的亚洲基金会，主要工作之一便是“鼓励中国非营利部门的成长”；而在大陆年投入高达1200万美元的福特基金会，也为本土NGO的生长提供了资助或培训。
本土NGO“天下溪”负责人梁晓燕对本刊说：“客观上讲，目前国内绝大多数的本土NGO都或多或少的依赖于来自国外基金会的赞助。”她甚至认为NGO比较活跃的西南地区，几乎所有的NGO都是由国际NGO催生的。
本土NGO“阳光宪道”，50％的经费是来自国外的赞助。其创办人之一许志永表示：“我还是希望得到更多的来自本土的经费支持。毕竟我们做的都是国内的事情，拿国外的经费总会引起一些人的误解。”但他显得无奈，他认为NGO目前很难从本土获得资助的原因，一方面是目前国内法律对NGO的募资没有明确的保障，“受资助的NGO如果做了一些比较敏感的事情，很可能给资助它的本土企业带来麻烦。”另外，一些本土NGO的公信力也存在问题。
除了大量资助本土NGO的发展，目前大陆很多学术研究及活动也多是受到国际NGO的资助。
在学术界甚至官方都有很大影响的由中央党校和中央编译局联合组办的“中国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活动，便是由美国的福特基金会资助。许多著名的基层民主选举及制度创新，如吉林省梨树县“村民委员会‘海选’”、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乡长候选人直接选举”、四川省雅安市“县级党代表直选”等，都得到它的推动和鼓励。
目前在国际NGO乐施会西南扶贫项目工作的李昌平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估算仅在云南农村做发展的国际NGO组织就有40到50个。他说：“这些国际NGO为中国农村发展不仅做了很多具体的好事，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很多新的发展理念和手法，也为世界了解中国做出了贡献。”他在自己的“扶贫日记”中记录了多个这样的小故事：云南的一些村民不仅获得了来自乐施会的经济援助，而且还在它的帮助下具备了创造财富的能力。
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NGO在进入中国大陆，《中国发展简报》的Nick对记者说：“它们进入大陆原因很简单，比如说天花、麻风病并不需要护照，中国也需要国际的帮助，而对于其它一些领域的NGO来说，到中国来，帮助维护中国的稳定，当然对全世界也都是一件好事。”
在意识形态的警惕下
不过一直以来，中国有观点认为，国际NGO带来了和平演变的危险。
6月9日，《光明日报》网站“光明网”刊发了一篇署名“周新城”的文章，其中提到“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有关‘天鹅绒革命’的准备工作往往是通过非政府组织进行的，在做意识形态工作的阶段更是如此。各种基金会打着合作交流、资助科学研究等幌子进行思想渗透，并物色将来可以利用的人选。这种活动是隐蔽的、潜移默化的，直到关键时刻其作用才显现出来。因此对这类基金会组织必须认真对待，仔细甄别，切不可贪图小利而忘大义。”
国际NGO“（美国）全国国际事务民主学会”（NDI）的中国项目办公室设立于香港，该机构曾经多次遭到本港媒体质疑，怀疑其在美国政府的资助下试图干涉香港的政治走向。
NDI与大陆的北京大学、全国人大等机构也开展过多次合作，其中国项目主任Christine Chung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解释说：“NDI在中国的运作是十分公开的。我们的工作并不神秘。我想，不了解我们和我们机构运作的人可能会觉得我们的工作是敏感的。但是我们做的大多数项目最后都会有公开的报告和论文，中国内地传媒会出席我们的活动。”
Nick在一篇研究国际NGO发展的论文中写道：“国际合作这种形式无疑是对中国政府的挑战，中国政府尚未考虑清楚它打算给予本国公民多大程度的自由。但是……中国参与到全球的公民社会中来是确保中国的视角在全球争论中有所呈现的惟一值得信赖的方法。”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NGO人士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认为，目前政府一直在探索NGO活动的界限，“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发现，社会上还有一些问题是市场和政府都无法解决或者没办法做好的，不得不依赖NGO，比如扶贫、教育、艾滋病治疗等；但是另一方面，‘颜色革命’又使它们对NGO非常顾忌，希望能将NGO的发展始终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与本土NGO一样期待法律支持
“有一次我们和北京一家媒体合作开展一个活动，签合同的时候对方要我们盖章，但是我们没有印章，因为我们到现在也没办法注册。”珍古道尔研究会（中国）对外协调员邬小红对《凤凰周刊》说。
从国内法律法规来看，目前对于国内NGO而言，不仅需要到民政部门注册，而且需要寻找到一个政府部门担任自己的“主管单位”，这就是最为NGO头痛的“双重管理模式”，很多NGO因此选择工商注册或者干脆以“黑户”身份存在。而对于国际NGO，由于大陆现行几部涉及民间组织、社团的法律规章中没有一条涉及国际NGO在华活动的条文，所以，所有在大陆开展项目的国际NGO都处于非常尴尬的灰色地带—没有法律上明确的身份，只能在政府的默许下活动。
《中国发展简报》创刊编辑Nick Young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原来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制定于1989年9月，受当时社会氛围影响，这部法规非常严厉，后来在1998年进行了修改，但是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国际NGO与本土NGO一样都非常小心谨慎。
记者曾经联系一家美国NGO的在华负责人要求采访，尽管这个组织与官方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甚至它们的项目也是在中美最高领导层的协商下进入大陆的，但是对方仍提出惟一的要求：不能报道它们的名称。这位负责人认为：“现在，我们没有办法雇用人员，必须绕一个弯子，所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工作关系’上是属于我们‘挂靠’的这个政府部门的。而我们现在依附的政府部门并不是我们的专业所在，所以在其他领域开展的项目并不是名正言顺的。”
这位负责人表示，从NGO的角度来讲，非常希望能够有一个明确的法律地位，这样不仅可以合法地雇员、拥有独立的账户，也可以更加灵活地开展工作。
为了避免这种身份上的尴尬，一些国际NGO选择将中国办公室设立在香港或者境外，只有在与大陆的合作方谈好了项目之后才来到大陆进行相应的工作。
“中国特色”的工作方式
国际NGO普遍与中国各级政府主动采取合作态度。
当记者致电设立在四川省汉源县的国际NGO“四川农村发展组织”时，该组织的工作人员表示，由于他们与当地政府有合作关系，所以，即便是针对他们自己的采访，这位工作人员也坚持要通过汉源县委宣传部来安排。
卡特中心副主任刘亚伟对《凤凰周刊》说，尽管卡特中心会在拉美做一些关于反腐败的项目，但在中国就不会做。他说：“我们在中国绝对不会去尝试触碰底线，在美国也有一些反华的组织来找我们，但是我们从来都不与他们合作。”
《200国际NGO在中国》是记者仅见的一份对国际NGO在大陆情况进行比较详细研究和统计的资料，其中显示从事诸如“劳动权利和倡导”、“法律和治理、公民社会、司法改革”、“民主”等比较敏感的法律和政治内容的NGO仅有20家左右，占其统计总量的约10％。绝大多数国际NGO在大陆从事的是诸如艾滋病防治、扶贫、贫困儿童教育等项目。
卡特中心在中国进行的基层民主选举项目迄今已经持续了近10年。刘亚伟对《凤凰周刊》说，这个项目尽管今天听起来不少人觉得很敏感，但在项目立项的1996年，正值举国上下谈论基层民主改革，所以在当时这只不过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他强调卡特中心这个项目的合作伙伴是民政部，卡特中心在合作中负责提供技术支持、咨询以及分摊部分费用。刘也承认，卡特中心能够在中国开展项目，与中心的创办人—美国前总统卡特与原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私交甚笃不无关系。他说：“卡特是中美关系中的‘建交总统’，无论他在美国的名声怎么样，至少他在中国的口碑是很好的。”
即便是在大陆屡屡敢于挑战地方政府及一些大企业的绿色和平，也采取了一定的变通。
2002年，绿色和平发现雀巢公司在大陆销售的产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他们当时仅仅是通过调查获取证据以及联系媒体公布了相关资料等，而他们在香港则采取了更有“绿色和平特色”的措施—组织成员组成“肉链”封锁雀巢公司在香港的工厂。
不过，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工作，国际NGO都展示了相当的专业性。例如在调查湖北省转基因水稻的非法种植和流通时，仅记者所知，该机构前后便派工作人员6次前往当地进行调查，购买了大量样品，拍摄现场资料，并多次向德国知名的基因检测实验室寄送样品进行检测，而其中又咨询了科学家及律师以求增强调查的可信度并尽可能规避法律、政治风险。
中科院研究员康晓光说：“尽管绿色和平在大陆选择了对它们来说最为温和的方式做事情，但是对本土NGO来说也是望尘莫及的。”
